行文之道,神为主,气辅之。曹子桓、苏子由论文,以气为主,是矣。然气随神转,神浑则气灏,神远则气逸,神伟则气高,神变则气奇,神深则气静,故神为气之主。至专以理为主,则未尽其妙。盖人不穷理读书,则出词鄙倍空疏,人无经济,则言虽累牍,不适于用。故义理、书卷、经济者,行文之实,若行文自另是—事。譬如大匠操斤,无土木材料,纵有成风尽垩手段,何处设施?然有土木材料,而不善设施者甚多,终不可为大匠。故文人者,大匠也。神气音节者,匠人之能事也,义理、书卷、经济者,匠人之材料也。
神者,文家之宝。文章最要气盛,然无神以主之,则气无所附,荡乎不知其所归也。神者气之主,气者神之用。神只是气之精处。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,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,则死法而已。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。李翰云:“文章如千军万马;风恬雨霁,寂无人声。”此语最形容得气好。论气不论势,文法总不备。
文章最要节奏;管之管弦繁奏中,必有希声窃渺处。
神气者,文之最精处也;音节者,文之稍粗处也;字句者,文之最粗处也。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,则文之能事尽矣。盖音节者,神气之迹也;字句者,音节之矩也。神气不可见,于音节见之;音节无可准,以字句准之。
音节高则神气必高,音节下则神气必下,故音节为神气之迹。一句之中,或多一字,或少一字;一字之中,或用平声,或用仄声;同一平字仄字,或用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、入声,则音节迥异,故字句为音节之矩。积字成句,积句成章,积章成篇,合而读之,音节见矣,歌而咏之,神气出矣。
文贵奇,所谓“珍爱者必非常物”。然有奇在字句者,有奇在意思者,有奇在笔者,有奇在丘壑者,有奇在气者,有奇在神者。字句之奇,不足为奇;气奇则真奇矣;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。次第虽如此,然字句亦不可不奇、自是文家能事。扬子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,昌黎甚好之,故昌黎文奇。奇气最难识,大约忽起忽落,其来无端,其去无迹。读古人文,于起灭转接之间,觉有不可测识处,便是奇气。奇,正与平相对。气虽盛大,一片行去,不可谓奇。奇者,于一气行走之中,时时提起。太史公《伯夷传》可谓神奇。
文贵简。凡文,笔老则简,意真则简,辞切则简,理当则简,味淡则简,气蕴则简,品贵则简,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。故简为文章尽境。程子云:“立言贵含蓄意思,勿使无德者眩,知德者厌。”此语最有味。
文贵变。《易》曰:“虎变文炳,豹变文蔚。”又曰:“物相杂,故曰文。”故文者,变之谓也。一集之中篇篇变,一篇之中段段变,一段之之句句变,神变、气变、境变、音节变、字句变,惟昌黎能之。
文法有平有奇,须是兼备,乃尽文人之能事。上古文字初开,实字多,虚字少。典漠训诰,何等简奥,然文法自是未备。至孔于之时,虚字详备,作者神态毕出。《左氏》情韵并美,文采照耀。至先秦战国,更加疏纵。汉人敛之,稍归劲质,惟子长集其大成。唐人宗汉,多峭硬。宋人宗秦,得其疏纵,而失其厚茂,气味亦少薄矣。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,何可节损?然校蔓软弱,少古人厚重之气,自是后人文渐薄处。史迁句法似赘拙,而实古厚可爱。
理不可以直指也,故即物以明理,情不可以显言也,故即事以寓情。即物以明理,《庄子》之文也;即事以寓情,《史记》之文也。
凡行文多寡短长,抑扬高下,无一定之律,而有一定之妙,可以意会,而不可以言传。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,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,则思过半矣。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,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,一吞一吐,皆由彼而不由我。烂熟后,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,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,合我喉吻者,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,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。